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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盛集團的一位高層管理者格雷·史密斯(Greg Smith)不久前在報紙上公開辭職，同時在《紐約時報》發表文章對公司大加斥責，指責集團嚴重背離傳統價值觀，指責集團諷刺客戶是“木偶”，隨意宰割、欺負客戶。之后，格雷被貼上很多標簽，有人說他是“英雄”、“告密者”、有人說他有正義感，當然也有人說他是“叛徒”。
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格雷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“羅爾沙赫氏”測試劑。通過他，我們看到了我自己珍視或者鄙視的東西，這取決于我們的個人視角，取決于被這個時代強化的，屬于一代人的集體視角。
那些稱贊他的人，敬佩他的勇氣，能以如此公開的方式，如此不屈不妥協的態度挑戰權威，尤其是挑戰華爾街的道德觀。而另外一些人則更看重忠誠，他們認為格雷只想出名，堅持好的雇員不會對雇主說三道四。違背忠誠原則的代價是慘重的，格雷公開辭職的那天，高盛的股票市值蒸發了21 .5億美元，意味著他說出一個字，前雇主就要付出170萬美元代價，現在高盛市值雖然恢復了一些，但依然遭遇重大損失。
“客戶的利益永遠被置于次要，公司運作的首要目的是賺錢。”這是格雷的原話，他警告這種道德退步將危及高盛的長遠經營，稱這已成為一種實質威脅，破壞了客戶和公司關系，并形成一種“具有毒性和摧毀性”的企業環境。
一個人如果先具有服務的精神，再有領導的欲望，和那種一來就想當領導的人是完全不同的，后者或者需要非正常的權力推動力，或者喜歡獲取物質利益。投資銀行家成為“服務驅動型領袖”似乎不可思議，尤其是美國經濟衰退中，華爾街的道德備受質疑，很多美國人憎恨銀行家，尤其是高盛的。不僅是社區護工才會關心并服務他人，華爾街也有大批不同年齡段的“服務者”，尤其是年青一代雇員，其中包括很多嬰兒潮后出生的、像格雷這一代新千年后進入職場的人，他們視服務高于利潤。格雷在同一代人中是很不尋常的，在一家公司待了11年，但是他的首要價值觀很符合年青一代的標準。
2011年的一項調查，51% 1981年后出生的人認為，商業的首要目的是促進社會發展，只有39%的人說是獲得利潤，33歲的格雷雖然離1981年差一點，但是他的做法完全符合利他主義。這項調查同時訪問了390名商業領袖，其中92%的年輕人認為成功不能完全用利潤衡量，老一代商業領袖只有71%這么認為。
互聯網也改變了“忠誠”的概念，年青一代在數字時代成長，手上隨時有各種信息設備，他們僅忠誠于自己的價值觀，公司價值觀甚至是國家價值觀的概念和界限，因為數字化信息無邊界而模糊了。格雷當然有忠誠感，但不是對某個領導或者對某個公司，而是忠誠于自己的基礎是非觀，今后不管是就職于公共部門還是私營領域，他都應該繼續相信“服務驅動領導”。我們也當如此，年青一代很快將全面接管專業領域的所有權力，在財務領域，這意味著不僅是控制21.5億美元，而是掌控更多，對于華爾街來說，這是新道德時代的來臨。
